近年来，中国文化的西传问题逐渐成为学术界的一个热门，有关论著越来越多。但由于种种原因，直接利用西方史料写成的佳作并不多，更多的作品则是依据外国学者的第二手甚至第三手资料。1999年，河北人民出版社出版了的韩琦博士的《中国科学技术的西传及其影响》（以下简称《西传》），在此方面则有所突破。
该书披露了许多新史料，并澄清了不少模糊的说法，这里仅举几例：1687年，法国国王派出的白晋等“国王数学家”到达中国，学术界对这批传教士已有不少研究，但从未谈到过一部题为《柔远特典》的中文文献。《西传》的作者在巴黎找到这部文献，里面收录了中国官员关于接待这批法国传教士的奏章，从而使我们更加真切地了解历史的细节。
18世纪欧洲医学的一个难题是性病的治疗，欧洲医生曾委托巴多明等来华传教士打听中国的性病医疗方法。韩琦则通过查阅原始文献，发现巴多明寄回欧洲的药方主要采自明代陈实功的《外科正宗》。传教士将中国治疗性病的知识介绍到欧洲后，为欧洲医学界所接受，这主要反映在法国国王的御医阿斯特吕克所撰的《性病论》中。韩琦通过对照不同文种、不同版本的《性病论》，说明了中国文化对欧洲医学的影响：在1736年出版的《性病论》第一版中，并没有关于中医的性病知识；在过了四年后新版的《性病论》中，加入了中医治疗性病的内容。
人们在研究17、18世纪中国文化西传时，大多集中在欧洲大陆，对英国很少涉及。《西传》的作者查阅了英国皇家学会图书馆中保存的自1661年起至18世纪70年代为止的有关档案，发现英国皇家学会与来华耶稣会士有着十分密切的联系，在华耶稣会士曾将大量的天文记录、书籍、植物种子等从中国寄给英国皇家学会。此外，英国皇家学会的档案还透露了一些鲜为人知的历史内容，例如清代重臣年希尧经常出入教堂，对基督教教义十分熟悉。韩琦还详细查阅了英国皇家学会的会刊《哲学汇刊》，发现自1666年到1774年，上面共有关于中国的文章等共计34篇，内容包括中国的史地、天文资料等，这些文章有力地说明了中国科学对英国的影响。
17世纪，也有一些中国人到过欧洲，其中之一就是南京人沈福宗。但人们对此人所知甚少。我国学者方豪曾研究过沈福宗，并说沈福宗到过英国牛津大学，会晤了东方学家Hyde（海德）。但方豪同时又深感资料之缺乏，他说：“对于这样一位三百年前远赴欧洲求学的青年，我们似应多征求他的资料，加以表扬，读者中如有能供给文献的，我们将万分感激。”韩琦在大英图书馆中找到了海德与沈福宗之间书信往来和谈话记录的原件，从而弥补了一项重要的学术空缺。
从本世纪前期开始，李约瑟博士对古代中国科学为什么会停滞不前的问题进行了全面的探索。《西传》则告诉我们，早在18世纪前期，法国科学家德梅朗、巴多明等人就已经在讨论这类问题了。巴多明认为，阻碍中国科学进步的原因主要有两个，一个是科学家得不到重视，另一个是缺乏国外的竞争以及中国社会内部的竞争。《西传》关于17、18世纪欧洲人对中国科学看法的内容，为我们揭示了“李约瑟问题”的源流。
就篇幅而言，《西传》只有18万字，并不起眼。但是，评判一本学术著作的标准，并不在于字数的多少，而是要看它在内容上有多少创新之处。对于历史学来说，所谓的创新，首先是新史料的发现与利用。当学术泡沫在四处炫耀的时候，当学识的浅薄被灰涩的语言掩饰起来的时候，当学术界还在躁动的时候，读一读像《西传》这样一本不厚的著作，人们会感到学术研究的艰巨性与严肃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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